《商業周刊》: 納德拉談AI、職場女性和微軟文化變革

美股行情中心：獨家提供全美股行業板塊、盤前盤後、ETF、權證實時行情

導讀：微軟新任CEO納德拉正在給曾經為比爾-蓋茨和鮑爾默率領的科技巨頭打上自己的烙印。本月中旬納德拉接受本刊采訪，以下為采訪內容節選。

作為比爾-蓋茨和鮑爾默的繼任者，納德拉強調與用戶共鳴，並製定一套平民主義戰略。

微軟新任CEO納德拉（Satya Nadella）正在給曾經為比爾-蓋茨和鮑爾默率領的科技巨頭打上自己的烙印。本月中旬納德拉接受本刊編輯墨菲（Megan Murphy）采訪，以下為采訪內容節選。

墨菲：你繼比爾-蓋茨和鮑爾默成為微軟第三任CEO，你如何給公司留下自己的個人烙印？你希望作為一家已有兩個大名鼎鼎CEO公司的掌門人給它留下什麼？

納德拉：鮑威爾和蓋茨給我的最好建議是不要落入他們的窠臼。這是不可能的。我在他們創建的公司成長，佩服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同時他們給我充分自信，成為自己的充分自信。我研究我希望實現的目標。我很幸運擁有在微軟的這個平台，老實說，我在微軟的第一個工作我感覺是最好的工作，第二個工作實際上是最好的工作。

現任北達科他州州長、曾是我微軟上司的博格姆（Doug Burgum）曾稱，我們在意義不大的工作上花了太多時間。博格姆說這番話時我大概30歲出頭，當時也許不理解。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了解其中的含義。我希望留下的遺產就是，無論誰加入微軟，都能夠把自己的個人激情聯係起來，把微軟當作實現其激情的平台。

我喜歡說，不要想是在為微軟工作，而是要想微軟在為你服務。我明白不會每天都這麼想，但即便隻能有時這麼想，那麼你看待自己工作的方式，從工作中獲得自己意義的方式都將改變。

墨菲：你的新作《擁抱變革：重新發現微軟靈魂及設想大家更好的未來》（Hit Refresh： The Quest to Rediscover Microsoft’s Soul and Imagin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把共鳴與科技、與工作和社會聯係起來。你在書中說“我是一位善於共鳴的領導”是什麼意思，在你對微軟的核心目標中如何體現。

納德拉：共鳴對我們的核心業務來說十分重要。直覺相當簡單：微軟必須怎麼做才能保持自己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滿足客戶未滿足的、尚未表達的需求。這就是創新之源。困難在於不能光說“讓我們聽聽客戶意見”。你要做的不僅僅是成為一位積極的傾聽者。你不能打開一個叫共鳴按鈕的開關，然後說“好了，我要聽聽客戶意見”。

所以如果共鳴是創新的源泉，那麼如何具有共鳴地領導？我認為這來自於你的生活經驗教訓。這是生活和工作區分開來這種說法的不當之處。從某種角度而言，正是你的所學、人生過程中發生的種種使你之所以為你。並不是我天生就有共鳴的能力，隻不過是人生經驗教訓教給了我這一點，我認為這使我成為一位比較優秀的領導。

墨菲：你說你的部分使命是重新發現微軟的靈魂。你如何描述你在改造微軟文化方麵取得的進步？

納德拉：我從內部人士的位置開始這一過程。我在微軟成長已有25年，對此我深感自豪。同時我認為我們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是文化的整個概念。任何成功的製度都以一個絕妙的想法開始，否則什麼工作都不能推進。然後打造鞏固該想法的驚人能力，文化便圍繞它潛滋暗長。

挑戰在於文化需要培育新的想法。僅僅了解最初想法和文化並不意味著能夠進入下一個想法。當某人突然有了一個想法，那麼真正的困難便開始了。

墨菲：你如何改造微軟的文化？

納德拉：我從心理學家德韋克（Carol Dweck）及其心理學著作得到啟發。你不能說改革就是“讓我從A地到B地——然後我就會到達B地”。改革必須是不斷革新的過程。我認為我們的改革永遠不會完成。

墨菲：你直言不諱要變革固定思維，對微軟落後的方麵也不諱言。其中一個領域是雲計算。隨著雲計算繼續發展，該領域對推動公司前進有多大根本性作用。

納德拉：應對技術轉變比應對業務模式轉變容易得多。我們有著高利潤率的數據中心軟件業務，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通過對該領域及其利潤率狀況的特別定義構建了實現成功和進展應有的框架。隻不過世界不斷變化。

市場本身變得越來越大，但有可能將出現不同的利潤狀況。也就是說，業務模式將具有相當的顛覆性。我們需要直麵這一點。這就是我們在雲計算領域麵臨的情況。我們也許進入雲計算領域遲了點，但我們一旦進入便迅猛發展。如果你看微軟最新財報，便會發現雲計算是公司增速最高的業務。在此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會抓住一些趨勢，會錯失一些趨勢。但總的能力來自於能夠直麵自己的固定思維模式。

墨菲：你說自己是一個科技樂觀主義者。我和一些CEO談到人們覺得自己被科技創新拋棄、打亂生活和剝奪權利。你能說看待科技的這種挑戰是一股永遠的力量嗎？

納德拉：毫無疑問我是科技樂觀主義者。但所有科技和基於科技的革命都造成嚴酷的排擠。這得由我們這些得益於科技的公司，以及經曆這種變革的社會清醒地麵對解決。

每次科技變革帶來的偉大益處之一是包容性增強。以當今身患殘疾、不能充分參與經濟的任何人為例。我在微軟與一位名叫米爾斯（Angela Mills）的女性是同事。她在工作中用我們打造的名為Seeing AI的新應用。該應用能讓視力障礙者“看見”這個世界。打開攝像頭，Seeing AI便會告訴你看到的是什麼。對米爾斯來說，Seeing AI能讓她在餐廳訂餐而清楚知道自己定的什麼餐品，走進微軟的會議室知道自己沒有走錯門。借助這些人工智能輔助工具，米爾斯能夠充分參與公司活動。

墨菲：當人們談論人工智能時，他們對其影響有著幾乎根深蒂固的反烏托邦式看法。你怎麼描述你對人工智能是一股真正有利力量的看法？

納德拉：我們必須既要把人工智能的挑戰，又要把人工智能創造的機會擺在最重要的位置。否認任何一方麵都是不對的。我想得很多的一個問題是，人工智能對我最關心的無障礙（accessibility）能產生什麼影響。一個例子就是前麵提到的Seeing AI。另一個例子是學習。我們最近把人工智能工具整合入Word、OneNote學習工具以幫助有閱讀障礙的人。一旦你幫助一位學童跨越其閱讀挑戰，那麼整個世界就會向他打開。

我們對因患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而不能溝通的患者能做什麼？我們最新版的Windows采用了眼動追蹤（eye-gaze）技術，這樣通過眼動便可進行打字、溝通，ALS患者的世界便大不一樣。

甚至在放射學、癌症治療等方麵人工智能也很有用武之地。癌症治療最費勁的過程之一是識別癌性腫瘤，確保放療僅影響該腫瘤而不波及正常部位。人工智能在這方麵能夠提供幫助。這些是人工智能能夠提高效率、增強療效和學習效果，提供更多可達性的例子。

墨菲：你兒子Zain天生殘疾，你說這件事對你擔任領導很有啟發。

納德拉：Zain的出生也許是我們夫婦最大的“擁抱變革”（hit refresh）時刻。要是你在Zain出生前幾小時問我在想什麼，很可能我會說我妻子和我什麼時候能回去工作，或者是我們的周末怎麼過。那天晚上一切都改變了。Zain因宮內窒息嚴重腦受損，現在腦癱。

我為此鬥爭多年。我精心規劃的計劃全都泡湯。看到我妻子的忙碌，我才逐漸接受現實。她辭職回家，從剖腹產中恢複後便開車帶Zain在西雅圖到處給他找最好的治療。我從中了解到應如何為人父母。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承認對Zain的責任，能夠看透他的眼神。我其實並沒有遭遇什麼，而是Zain遭遇到了不幸。這是影響我的事情之一。

墨菲：你和你妻子差不多是青梅竹馬。你們基本上是在印度一起長大。

納德拉：我們的生活就是搭檔關係。當我想到一家人的狀況，想到我能實現的成就時，我不能想象沒有Anu，沒有她做出的犧牲會怎麼樣。我在微軟想得很多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創造一個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環境。很多想法源自我們作為一家人不得不做出的選擇。這幫我重新投身工作，認識到家庭這個支撐的存在。然後我的工作充滿意義。這是我回想人生經曆中感到滿意的，是真正的福氣。

墨菲：對於科技行業有關女性的問題——性騷擾、進步不夠——是不是科技行業特有的問題？要做些什麼鼓勵女性留在科技行業？

納德拉：我們微軟以賦能每一個人、全世界每一個組織以實現更大成就為使命。我的責任之一便是打造能讓大家實現更大成就的文化。為打造這種包容性文化我在做什麼？為了確保同工同酬我做了什麼？最高管理層的調性很重要。掌權的人身上必需發生改變。

墨菲：如果你考察民粹主義和本土保護主義的崛起，如果你和科技界其他領導人交流，你覺得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況會持續存在還是暫時的？

納德拉：我們大家必需麵對的現實是，全球化（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已為全球帶來大量利益，不過這些利益分布不均衡，即使在主要因全球化而表現優異的一國之內也分布不均——比如美國。除非我們能夠解決各國社會的不公平——在美國是“美國優先”，在英國是“英國優先”，在中國是“中國優先”。這就是全世界可預料到的情況。如果不說以自己的國家優先，那麼就不會當選國家總統或總理。

商界領袖尤其需應對這一挑戰。我們不能說，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運動是一個過渡階段，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我們已經進入的一個階段應對，因為全球化紅利尚未造成全球範圍內更加平等的增長。

舉個例子說明這種挑戰：2014年我為Windows 10發布去肯尼亞名叫Nanyuki的地方，在內羅畢以北幾百公裏。我們用電視空白頻段為該農村地區創建寬帶連接。然後這裏出現一些網吧。我在一個網吧遇見一個研究微軟技術的小夥子。他讀過大學，畢業後回鄉謀生。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在做數學題。我又問他為什麼做這些數學題，他說是教幾個西班牙小孩。真不錯。

之後一年半時間過去了。我參觀我們設在美國中部地區的一個數據中心。這個地方我們投入大量資本，為全美國和全世界的眾多公司提供動力。然而數據中心之外僅僅10幾公裏就沒有寬帶連接。所以根本不必去肯尼亞、印度或別的地方，在美國就能感受到全球化收益的不均衡。我們國內就存在很多不平等，我們必須為此做點什麼。

眼下我們正在與國內電信公司合作，打造名為“農村寬帶倡議”（Rural Broadband Initiative）、也稱空中寬帶（Airband）的工程，以便為美國農村地區打造更多上網解決方案，方便農村地區參與。比如，我們知道有很多從農村出來的退伍軍人返鄉。甚至退伍軍人事務部（Veterans Administration）的農村遠程醫療服務也需要寬帶連接，但目前並不具備這種條件。如果我們要討論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及其能夠創造的所有益處，解決目前國內的一些緊迫困難十分重要。

墨菲：你在書中談到“微軟是誕生於美國的公司……我們信奉美國夢，我們的員工既積極實現美國夢，又幫助他人實現。我們忠於一係列永恒值觀：隱私、安全、言論自由、機會、多樣性、包容性……當受到挑戰時我們將捍衛這些價值觀。”這是微軟人人認同的使命嗎？

納德拉：我是兩大不可思議的美國元素的產物。一是我成長環境中接觸到的美國技術，這使得我能夠夢想“美國夢”。二是美國的移民政策，這讓我實現“美國夢”。捍衛一係列原則即源於此。（檸楠/編譯）